郑 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要树立正确法治理念，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充分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华，不断探索“法理情”融合不同功能和位阶作用，最终实现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给人民群众带来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对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徽州明清讼事“情理裁判”案，无不凸显出这种“动之以情为先，晓之以理为中，行之以法为后”特点和习惯于真情感悟又注重遵循“天道”“真理”律法规则的裁判精神，这种基于尊崇律法基础上，从人情、世故和常理出发融情理于司法裁断中，既了断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又解开了纠缠不清的心结，实现了案结事了，对当下诉源治理、执源治理的矛盾纠纷化解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翁婿分利”案
明崇祯二年（1629年），歙县籍徽商汪春旸借女婿许三让一百一十九两文银作为本钱外出经商。最初，翁婿签订协议是包租两分起息的借贷关系，后双方将借贷关系通过修改协议变更为合本(合伙)经营关系。按照双方签订的合本(合伙)协议规定，翁婿两人应该平均分配盈利，但丈人汪春旸违反约定，并没有与许三让平分盈利。许三让便邀请同乡程华林为中人，远赴河南濮阳向老丈人索讨利润，翁婿因分配结果发生争议，程华林又“不善居间”调处，许三让一怒之下将翁丈告上公堂。
案子辗转到了歙县，由歙县县令傅岩审断。傅岩细细查问一番，认可双方签订的合本（合伙）协议有效，按照约定双方“利应瓜分”也属合理。但傅岩觉得虽然“夫人之好利情同”，可这起案件特殊在于翁婿亲告纠纷。许三让与岳丈对簿公堂，言之凿凿以双方签订的合本（合伙）协议为据并无异议，但按常理，翁丈汪春旸在原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已经说好“初议包租二分也”，怎会在借款未变动情形下“以议定之息再有增益”呢？
显然，明面上纠纷是“增益者端为后有合本之议耳”，但作为翁丈的汪春旸之所以同意与许三让签订后面合伙关系的“合本之议”来实现“利应瓜分”完全基于翁婿亲情。况且，为了抑讼徽州知府颁布的“词讼条约”早有规定：“凡民间口角细事，亲邻可以调处，些微债负，原中可以算清者，不得架词诳告。”许三让动辄将翁丈告上公堂实属“即欲曲为三让再画蛇足，其如领墨何”。此案“事在濮而修怨于徽”，夫婿许三让仅出钱一百一十九两并未赴濮经营就来“增益”，何况是否盈利也存疑，汪春旸的儿子管账混乱，汪春旸之妻又将错账“误授其真者，为让所执”以至于许三让公堂上据此强词夺理，分毫不让。
由此看来，出钱又出力的翁丈一方对赚利与否并不上心，夫婿一方却对自己的得失精于算计、斤斤计较，不仅颇有心机地改变了合同，变借贷为合伙投资，而且还利用错账为据对簿公堂。这场翁婿之争里夫婿责任更大。许三让将翁丈告上公堂也有悖于徽州上下尊卑的伦理规序，有“犯分”之过。傅岩遂判决汪春旸除前给付的二百六十两外，再增付五十两给许三让，对汪春旸违反合本经营合约的过错不予追究，而对许三让予以“儆”处分。
纵观这起“翁婿分利”纠纷案的审理过程，县令傅岩并未简单地按照两造“是非对错”一判了之，而是抽丝剥茧地查明这起翁婿之争官司的特别之处在于翁婿亲情导致合约轻易变动，傅岩巧妙地借两造双方尊卑的伦理身份作为决定案件结果的重要依据，判决违约者汪春旸因其“尊者”身份，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许三让因其“卑者”身份，存有“犯分”之错而“并儆”，所欠红利酌情判付，这种“情理裁判”结果为众人所接受。
连环债“命案”
明崇祯四年（1631年）六月，歙县衙门接到一起歙县西乡里保坊长洪希伊等“索债致死人命案”的鸣官报案：村民郑光祖在同村村民许寿老和隔壁街坊毕兴才索债打砸下被人毒害殉命，跟索债关联的债主许寿老、毕兴才、担保人陈来寿和牵连债务人王阔均有重大作案嫌疑。
人命关天，县令傅岩一方面派出衙役将犯罪嫌疑人许寿老、毕兴才、陈来寿、王阔拘传到案，一方面安排仵作立即对死者进行尸检，查明死亡的直接原因。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走访调查，仵作尸检作出结论：“借殓，十指青色，仰药之故昭然。”仵作从死者郑光祖十指颜色青紫，断定死亡的直接原因系死者服毒。
街坊邻里也证实，郑光祖死前，债主许寿老、毕兴才上门逼债，因言语不和，大打出手，债主等众人“群哄其室，碎其碗”，并将阻拦的郑光祖殴打致伤“殴则许而未行也”。郑光祖之兄郑胜祖到堂陈述，弟弟郑光祖与债主争执被伤后，闷闷不乐卧床不起，自闭房门叫喊不应。郑胜祖觉得情形不对忙喊人破门而入，弟弟郑光祖已服毒倒地昏迷，郑胜祖急忙叫家人将弟弟送医抢救，然而，“医之不愈，至夕而殒”。
由此可见，死者郑光祖因债主上门索债“计无所出”，又迫于“是月十五”的还债限期已至，因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该起命案并非他杀。不过，郑光祖的死与债主许寿老、毕兴才等上门逼债脱不了干系。《大明律》规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人致死者，罪同。并追埋葬银一十两。若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绞；大功以下，递减一等。若因奸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死者郑光祖“计无所出”而感到绝望去寻了短见呢？公堂上，傅岩经过细细盘问终于弄清造成这起命案的原委。
原来，郑光祖、许寿老和陈来寿同是街镇上小本经营的商贩，平时大家和气生财，相互帮衬。不久前，郑光祖先向许寿老借一笔二百文银，时间不长，郑光祖又找到街坊陈来寿作为中人担保，向毕兴才借三两文银后转借给第三人王阔，形成相互牵连的三角债。郑光祖与债主们商议约定“是月十五”对账偿还。
然而，还款日期即将临近，郑光祖毫无动静。债主许寿老、毕兴才、陈来寿等上门看个究竟，郑光祖说自己钱款都押在进货上，无多余的闲钱来清偿两家的债务，提出以王阔所欠的三两文银本金及利息作抵。中人担保的陈来寿一听怕承担担保连带责任，死活不同意郑光祖提出的拿王阔欠款本息折抵的要求。债主许寿老和毕兴才则赖在店里逼债。无计可施的郑光祖只能筹款还债，但凑来的钱款“偿毕则许怒，偿许则毕怒”，两名债主一怒之下“群哄其室，碎其碗”并将郑光祖殴打致伤。眼见家中一片狼藉，愤怒不已而又无可奈何的郑光祖觉得讨债无果、抵债不行，无力偿债却遭人殴打致伤，如此憋屈窝囊还得忍气吞声，想着还债期限将临顿感绝望，一念之下服毒自尽。
看来，这起命案始作俑者是许寿老、毕兴才威逼索债又打砸伤人所致，作为担保中人陈来寿言而无信，害怕担保牵连拒绝为欠债人王阔代偿折抵郑光祖债务，也脱不了干系。为此，县令傅岩作出判决：判处许寿老、陈来寿、毕兴才三人杖责，合力出丧葬费十两安葬死者，王阔将所欠死者郑光祖的银两归还其兄长郑胜祖了却欠债。
细观此案不难发现，一起普通的三角债务纠纷，最终因债主逼债演化成为债务人服毒自杀的恶性案件。对于民转刑纠纷，官府一般按律下判即可，但县令傅岩并没有按照《大明律》“因事威逼人致死”的律法照本宣科地简单下判，而是寻根溯源，查明引发“命案”前因后果，当事人各自责任及与命案关联的隐情。在遵从律法的前提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基本策略，理顺案情，平息冲突，兼顾纠纷各方的利益来裁判。既依法惩处肇事者和相关责任人，又权衡考虑案件债务纠纷化解，竭力了结被逼债而自杀的债务人的连环债，由死者之兄长代收代付来彻底消除“命案”带来的后遗症，这种“人死债不烂”的做法使众乡亲心悦诚服。（以上案例均选自傅岩《歙纪·纪谳语》,陈春秀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
“情理裁判”的文化渊源
明清时期，徽州讼事“情理裁判”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显著的地域特征。
程朱理学为代表儒家思想礼仪教化和道德规范成为古徽州“情理裁判”的思想文化渊源。“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独有“君子好行礼让，小人自安耕凿，恭俭质直，有先民遗风”的徽州十分注重崇礼尊法规行的礼义道德教化。以道德礼义教化民众，唤起族人的道德自觉，稳定伦理规序的社会秩序是程朱理学为代表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教化理念，这种教化理念与息讼合和思想不仅为徽州民众所接受，而且也影响着官府审理断案裁判。
首先，戒讼息争的文化传统主导着“情理裁判”者的思想理念。徽州宗族把朱熹家训“慎讼息争”作为宗旨。婺源县长溪村余氏家族规定：“族内倘因财产口过互相是非，必须听从贤明族长公议释判，毋得遽尔闻公，以失族谊。”（《婺源长溪余氏正谱》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
其次，民间息讼止争的传统文化对“情理裁判”也有着重要影响。徽州人调处纠纷有着“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之《歙风俗礼教考》）的文化传统。一旦发生纠纷先由乡保里老和宗亲调解，通过乡保里老劝谕和调处来寻求和解、息讼止争。族内声望较高的长辈调解纠纷时往往采用订立合约作为平息纠纷遵守承诺依据。当族人犯禁且后果并不严重时，往往又让犯禁者订立“甘服合约”来解决纠纷。当告官诉讼不可避免时，当事人又通过订立“诉讼合约”来明确各方在诉讼中的责任。《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家规》中歙县许氏家规规定：“凡遇族中有不平之事，悉为之处分排解，不致经官。如果秉公无偏，而顽梗者不遵，则鸣之与官处之。”这些形式多样的司法文化传统为“情理裁判”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众多族规家法和公约、禁约为“情理裁判”提供了依据和遵循。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为了明理规序和乡村治理制定大量的“公约”“禁约”成为“情理裁判”参照和遵循重要内容。清道光三年（1823年）四月，祁门县渚口乡渚口村为确保当地茶市交易规范、防止侵害茶农茶商利益事件发生，以“公约”形式立下“申禁茶叶碑”一座，“公约”对于违禁作乱者，作出处罚规定：“如有违犯者，罚戏一会，加禁。倘强横不遵合约，赍文鸣官理处。”（安徽省祁门县渚口乡渚口村东约半里大路旁碑文）显然，一旦发生告官讼事，这些“公约”“禁约”为“情理裁判”提供是非认定根据和裁判标准。
古徽州源远流长公序良俗成为“情理裁判”可循的文化渊源。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祁门县诸口乡滩下村竖立“罚戏”石碑一座。其“禁约”碑文约定“官有正条各宜遵守，民有私约各依规矩公同，勒石永禁。一禁：公私祖坟并住宅来龙，下庇水口所蓄树木，或遇风雪折倒归众，毋许多搬，并梯桠杪割草以及砍斫柴薪、挖桩等情，违者罚戏一台。一禁：河洲上至九郎坞下至龙船滩两岸蓄养树木，毋许砍斫开挖。恐有洪水推搅树木，毋得私拆私搬，概行入众以为桥木，如违，鸣公理治。一禁：公私兴养松、杉、杂苗、竹以及春笋、五谷菜蔬，并收桐子、采摘茶子一切等项，家、外人等概行禁止，毋许入山，以防弊卖偷窃，如违，罚戏一台；倘有徇情查出，照样处罚，报信者给钱一百文。一禁：茶叶递年准摘两季，以六月初一日为率不得过期，倘故违、偷窃，定行罚钱一千文演戏，断不徇情。（陈琪《徽州乡规民约中的罚戏条文》）
碑文不仅有“鸣公理治”内容还约定了违反封山育林公约的“罚戏”条文，将怠于茶叶生产、偷盗等有违公约失范行为也作为“罚戏”惩处的对象。古徽州这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戏文化不仅成为管理族人、教化民众、治理乡村别具一格的重要载体，而且也为“鸣公理治”的“情理裁判”提供过了可遵循的依据。
“情理裁判”的特点
古徽州具有乡土正义衡平特色的“情理裁判”文化有以下特点：
兼顾人情世故的衡平特点。是否达到上合天理、中符法律、下应民情标准是古徽州司法裁判准则之一。这种“情理衡平”裁判理念要求判官不能仅凭两造“是非对错”一判了之，而要衡平考虑各方利益，理顺纾解各方诉求，在情理法综合衡平施策中化解矛盾。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祁门县府收到谢顺状告同村谢祖昌等盗摘其山场山粟六担的诉状，县府将被控偷盗的嫌疑罪犯谢祖昌缉拿归案。公堂上，谢祖昌辩称两家早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对涉案山场订立了“均业约定”，均可在涉案山场生产经营，谢祖昌还当堂出示“均业约定”合同。县令“审得”认为：谢顺祖谢能静“宣德年买契甚明，又谢祖昌假作永乐年均业约，纸墨俱新，诬捏显然，盗情益著”，遂蒙判批：“……即于谢祖昌名下追粟银一两，给谢顺收领，以杜后争。谢祖昌假契涂抹附卷。”
判官当堂对过错方施以杖责处罚，同时考虑双方同村关系，则按照情理酌情判处：“谢祖昌名下追粟银一两，给谢顺收领，以杜后争”，将谢祖昌所供的“假契涂抹附卷”为凭杜绝后患。该案作出判决后，双方书立“甘结”，表示遵从判决，不再反悔。（《嘉靖四十一年祁门县为谢顺状告谢祖昌盗粟事帖文》，摘自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
法理世情相融兼顾特点。对于一些案情错综复杂的积案、难案，司法官员往往要在尊崇律法前提下，遵循民众认可的公序良俗，达到法理世情相融兼顾的效果。这就要求司法官员不仅具有“依世情理案”的理念，而且要有驾驭世情与律法的高超能力。清雍正九年（1731年）九月，祁门县知县在审理县南十三都康、凌两族集体“控告”胡惟光等“强捕河鱼”侵权案中，根据当地鱼鳞图册和族谱、方志查实“版潭河道”归属康、凌族众所有，胡惟光等“成群结党，强捕河鱼，恣横行凶”，依律“本即重处”。然而，知县通过委派当地约保和里老调查得知版潭河历史悠久，河流通往十乡八村，界址不明，当地人取水养鱼并未区分厘清，外族村民误捕误捞河鱼的事情时有发生。知县则根据该河段历史实情在胡惟光等认罪认罚情形下，按照情理酌情将该案按“姑念无知，宽免销案可也”处理。为防后患，根据乡绅康兼伯等上禀祁门县衙的“恳宪赏示”，钤印颁发“告示”：“倘后遇不法鸭船入境强捕河鱼者，许即立拿赴县，以凭大法究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清雍正九年九月三十日祁门县严禁强捕版潭河河鱼告示》）
常理推断与裁判相结合特点。古徽州司法官员裁断中往往习惯于根据当地人们生活经验和民众公认的道理作为评判依据，对一些缺乏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性推断，从而作出符合客观实际又为民众认可的判决。
明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休宁县县衙接到生员陈正元、陈璋、陈嘉逄、陈文科等“供状”，状告“不肖”族人陈宗宪将休宁县二十七都一图的硕儒“定宇公”祖母吴氏墓葬盗卖他族。要求县府严惩盗卖者，并追回祖茔地，赔偿损失。
休宁县知县鲁点受理此案后，从陈氏族谱中查得，定宇公陈栎在宋咸淳二年（1266年）九月去团圆山教私塾时，祖母吴氏逝世“葬里村祖坟右”。虽然墓葬历经365年，遗址难辨，但鲁点“听讼揆情理”，通过族谱、方志和当地里老查访推定定宇公祖母墓葬地被盗卖事实成立，遂依法判决墓葬地归还陈氏宗族并立下《掌县事刑厅鲁爷禁止》禁碑一座，明禁盗卖，违者“本县顶行重究施行决不轻恕”以防讼争再起。（陈平民《休西明清两石碑故实考释》，《徽学研究资讯》2022年9月）
这种既依从法律，又从人情、世故和常理作出缜密推断，从而实现“情法两平”“情法兼顾”的社会效益，深受民众接受和尊崇。无疑，这种情理法衡平兼顾的“情理裁判”优秀文化传统对于当下诉源治理、执源治理的矛盾纠纷化解仍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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