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中国古代盗窃罪的规定主要有如下五点：
第一，从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来说，盗窃罪没有入罪的数额标准。换句话说，盗窃罪不必以窃得财物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只要主观上有盗窃行为，无论是否窃得财物，均可以盗窃罪论处。例如，《唐律·贼盗律》规定，“窃盗，不得财笞五十”。
第二，从盗窃罪的客体上来说，盗窃罪有特别盗窃罪和一般盗窃罪的区分。特别盗窃罪是指盗窃皇帝用品、官家用品的行为，前者如《唐律·贼盗律》“盗大祀神御物”“盗御宝及乘舆服御物”等，后者如“盗官文书印”“盗制书及官文书”“盗符节门钥”“盗禁兵器”等。古代对特别盗窃罪的量刑重于一般盗窃罪。《大清律例》把“盗大祀神御物”归于“十恶”之一，为“大不敬”。不论金额多少，皆斩。如果所盗窃的神物属于“未进神御，及营造未成”（皇帝还没来得及使用或为皇帝祭祀所用但未完工）等情况，则是杖一百，徒三年。若计赃重于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并刺字。一般盗窃罪是指盗窃普通民众财物的行为，唐律称之为“凡盗”，量刑较前者轻，而且一般没有死刑，如《唐律·贼盗律》规定，“窃盗，不得财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即普通盗窃罪无死刑。
第三，从量刑轻重的原则上来说，盗窃数额决定刑罚轻重。例如，《大清律例》“窃盗”一条规定，“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者，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大明律》规定，“一贯以下，杖六十；一贯之上，至一十贯，杖七十……一百二十贯，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一条规定，“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贯以下，杖八十；一贯之上，至二贯五百文，杖九十……四十贯，斩”。
第四，从盗窃罪的主体来说，对监临官的盗窃行为的处罚重于普通人的盗窃行为。例如，《唐律·贼盗律》规定，有统辖主管责任的官吏，盗窃自己负责保管官有财产或在自己的辖区内盗窃，“加凡盗二等”，即比普通人的盗窃罪加重二等处罚，赃满三十匹则处以绞刑。
第五，从偶犯和惯犯的区别上来说，惯盗加重处罚，直至死刑。例如，《唐律》第299条的疏文规定，盗犯“前后三入刑科，便是怙终其事，峻之以法，用惩其罪”。具体办法是，“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疏文说，无论强盗、窃盗，断后又犯盗罪，三次犯徒刑的，加重处流刑，三次犯流刑的，加重处绞刑。由徒到流，由流到绞，是刑种的升级加重。
与当今关于盗窃罪的立法相比，古代盗窃罪主要有如下两大特点：
一是没有入罪的数额标准。只要有盗窃行为，无论是否窃得财物，均可以盗窃罪论处。而当今刑法关于盗窃罪的入罪是有数额标准，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二是区分盗窃罪的客体，对盗窃公家财物（皇帝财物和官家特定财物）的处罚要重于非公家财物。而当今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量刑的不同。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由于古代盗窃罪缺乏入罪的数额标准，所以，对于数额不大的罪犯，法官往往采取教育和轻刑、法外刑相结合的办法加以处理。例如，清朝循吏陆稼书，每每凡是审理普通小盗窃罪案件，就先问小偷说：“人之初，性本善。我相信你也如此，可为何做出这样的事？”小偷说：“小人实是被贫困所逼迫。”陆稼书说：“这个不难改变，现在最挣钱的活儿莫过于纺纱织布了，并且这活儿人人都能学会。”接着，他命令衙役送来一斤棉花，让小偷坐在大堂上，教他纺纱，对他说：“如果你学会了纺纱，就放你回家。学不会就说明你是因懒惰才去当小偷，处罚要加重。”小偷们都盼望快点释放回家，没有一个不用心学习的，几天就学会了。陆稼书说，这纺纱所需本钱不过才100多钱，现在几天之内循环流传，你们已经赚了许多钱，除去你们吃饭之外，还剩下几百钱，你们回去靠干这个活儿过日子吧。如果再行盗窃，就不饶恕你们了。小偷们都感恩戴德地回去了。其中大多数人能够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但也有些人再次因盗窃被抓，陆稼书则先对他们处以杖刑，再命他们在堂上纺纱一个月，换成钱给他们：“看到了吗？不劳不得，多劳多得，你们今后多多劳作吧。”若是第三次盗窃被抓，陆稼书则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既然你不肯改悔了，休怪我手下无情。”于是就派两个衙役挟着他，疾走千步，然后用一碗热醋灌他，等他喝到一半时，让一人猛拍他的背，他从此就会患上咳嗽的毛病，而且这种毛病终生不会治愈。这样在他偷东西的时候，会忍不住咳嗽，惊动别人，被人捉住，因而他便不敢再偷。
中国古代为什么不规定盗窃罪的入罪数额标准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法律和道德不分，认为盗窃就是违背道德，违背道德就是犯罪，“出礼入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二是中国古代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难以规定一个适宜于全国各地的统一标准，因此，就交由判官自由裁量了。
中国古代为什么对盗窃公家财物的量刑重于非公家财物呢？这是因为当时践行“官贵民贱”的法家理念，而非儒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作者：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郝铁川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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