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智凯
我国刑事证据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引领并丰富着我国刑事证据法治的实践样态。在这一背景下，讲好刑事证据法治的中国故事，建构中国自主的证据法学知识体系，成为证据法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然而，多元证据理论话语体系的交织、多级刑事证据规范文件的交错、多重刑事证明实践难题的交叠，仍然困扰着每一位证据法研习者。如何以一种体系性、整合性视角，持续观察、清晰阐释、审慎反思我国的刑事证据法，可谓一项既有趣、又艰难的学术挑战。北京大学法学院吴洪淇研究员的最新著作《刑事证据法的制度塑造》，是近年来回应这一挑战而进行的有力尝试。作为吴洪淇老师的中国刑事证据法研究系列作品中的第三部，本书以“制度”为关键词，运用体系化思维，从制度变迁逻辑、制度体系结构、制度角色立场、具体制度改革等多元维度，为我们勾勒了我国刑事证据法治的制度轮廓与最新动向，也给我们带来了愉悦的阅读体验和一定的研究启示。 以“制度”为视角的刑事证据法研究 在上编（1~4章）中，本书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我国刑事证据法变革与体系化的制度逻辑。第1章考察了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元问题——证据在现代法治和社会变革中的定位；第2章运用了“制度变迁论”社科法学方法，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变革的经验事实出发，建构了一套由描述制度变革轨迹、解释制度变革动因、评析制度变革路径、展望未来制度改革“四要素”构成的理论框架；第3章和第4章分别从法理论和法规范的角度，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变革中的体系化努力，进行了理论阐释，为我们打造了一个“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三个问题层层递进的阐释框架，揭示了作为刑事证据规范主要载体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证据章”的体系性结构。这种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展开的宏观分析，清晰梳理并妥善检视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制度演变和体系化建构。 同时，清晰的整体制度分析也为深入的具体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语境和必要的制度约束。在下编（5~11章）中，本书聚焦于近年来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的前沿问题，紧密结合我国的制度体系、制度需求、制度文化，探究解决中国刑事证据制度问题的中国方案。从专门性证据问题（第5、第6章）到证据合法性问题（第7、第8、第9章），再到印证问题（第10章）与经验法则运用问题（第11章），这些都是当前社会转型和司法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争议问题、深层问题。尽管问题不同，但解法是一贯的，即一方面将具体的制度问题放在整体的制度发展脉络和制度体系结构下理解，另一方面注重从不同的维度去展示某一具体制度面临的问题。例如，第6章揭示了专门性证据制度的“以鉴定意见为主、多元化证据形式并存”基本格局和鉴定意见质量控制的“行政—司法”二元规制模式，并在此框架下检视了近年来专门性证据的多元化所带来的挑战。再如，第7章考察了“庭审排非程序”这样一种外源型制度是如何嵌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与既有的其他制度因素之间产生了哪些碰撞，进而展望了中国庭审排非程序的发展前景。无论是内生型制度还是外源型制度，都是从如何回应刑事司法现代化目标需求的角度进行深思，这种科学、务实的研究思路贯穿全书始终，不仅是我们把握作者思想脉络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会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正在发生、已经发生的刑事证据法治实践。 “制度”何以重要、如何思维 任何法律研究者都应当关注“制度”，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制度的法律研究是空的。 在吴洪淇老师目前已经出版的“三部曲”中，“制度”始终是一个高频亮相的词汇。尤其是在这本以“制度塑造”命名的最新著作中，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问题的思考与分析，更是与中国的社会发展转型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大背景紧密结合。作为读者，我们不仅可以追随作者的笔触，从制度变革和制度体系化的角度思考中国刑事证据法治问题，而且可以追问：“制度”究竟是如何思维的？如何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背景下思考证据制度的逻辑？ 对此，本书所传递的启示非常丰富，难以一语概括，但根据笔者感悟，至少有三点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变迁和体系塑造，涉及多重博弈过程和各种制度要素（传统的、域外的、本土新生的）的组合，研究中国刑事证据制度逻辑，首先就需要将这些“已组装”的要素重新解析开来。“将制度流变的基本脉络和背后的基本逻辑梳理清楚，是研究者的责任。” 第二，即使是对一个非常细微的法律解释问题的把握，也要从“相关规定的历史发展和整体法律体系角度出发”，“从规范整体上给予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制度背景，或忽略了其他制度逻辑的存在，孤立地讨论某一制度逻辑的塑造,常常会导致片面的认识甚至误读。这样一种从体系性视角出发，将某一具体问题视为整体制度对社会转型需求的适应性变化，从而回到“问题原点”予以探究的思路，既让人耳目一新，又能深切体会到一种扎实的社会科学质感。 第三，对不同制度理论资源、制度分析方法的场景化运用。本书的问题意识是集中的——关注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制度变迁和体系化塑造，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却是十分多元的，我们既可以看到带有富有历史社会学气质、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变革的解释（第2章），也可以看到充满制度经济学色彩、对讯问录音录像证据问题立场博弈的分析（第8章），更可以看到以法理学为平台、对证据法体系化问题的整合性阐释（第3章），还可以看到以比较法为资源、反思经验法则运用状况的研究（第11章）。每一种理论资源和分析方法的运用都十分贴切，因为这些研究不是根据理论去想象实践，而是根据中国实践的不同特征、不同需求，“在一种更具现实感的语境中进行讨论”，从而“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论”（黄宗智语）。 面向未来的刑事证据制度研究 本书对中国实践的关怀，不仅体现在那些不受条框束缚的场景化运用中，还体现在本书作者对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注上。在本书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展望中，我们仍能看到体系化思维和社会科学范式在发挥支撑作用。作者提醒我们，未来刑事证据立法除了着眼于实体性证据法规则外，还需要考虑相应的程序性环境与司法环境；除了完善具有规则体系，还应重视刑事证据法的整体融贯性问题，理顺、整合不同层级的刑事证据规范。面对专门性证据、电子数据等新兴证据，作者提出，应当调整过去较为单一、虚化的证据审查体系，迈向更加包容、实质的审查体系，并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协同调整相应的程序机制。可以说，在刑事诉讼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在新兴犯罪不断冲击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趋势下，本书关于刑事证据制度变革和体系化塑造的探究，不仅提供了鲜明的论点，更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思考方式，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刑事证据立法论和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论问题，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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