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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角色、规模与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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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佳铭

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主任

武汉大学法学博士

各位老师从高屋建瓴的高度，去讲律师的规模控制与角色定位问题，让我受益匪浅。今天我是在场的唯一一位专职律师，那么我就从一线辩护律师的观察和思考，来谈谈我的感受，请各位老师指正。

律师的角色定位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律师角色的定位。不管是辩护律师还是民商事律师，他的角色定位应当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就存在错位。

（一）律师配合司法机关走诉讼流程

这在刑辩中体现得比较明显。我举个例子，这是我自己参加的一个涉恶的案件，我是第一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第一被告人是没有认罪认罚的，但是其他很多的被告人都认罪认罚了，在庭审的过程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就当庭把卷宗中不真实的情况都讲出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跳出来的是他的辩护律师，直接和他的当事人说，你要记住你是认罪认罚的，如果说你还说这些东西，就取消你的认罪认罚，当时法庭上就炸了，家属直接说你到底是我的辩护律师，还是公诉人。所以说看到这一个场景，还是感觉挺悲哀的，辩护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也就是律师的定位，怎么赢得当事人和家属的认可。这是我在审判的场景中比较直接的感受。

（二）律师服务意识不够

律师服务意识欠缺也是一大问题。身处市场经济，律师收取当事人或家属支付的律师费，就应凭借专业法律服务制衡公诉机关，助力法院兼听双方观点、公正裁决。唯有全心服务当事人，法官才得以获取更全面的信息，避免信息失衡。但是在我执业的过程中，服务意识不够有几个代表性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不给起诉书。我很奇怪律师为什么不给家属起诉书，我还跟当地律师沟通过，当地律师说不能给，给了之后会被追究责任。哪一个法律规定，不能给家属起诉书。起诉书是公开的，如果说我的老公犯罪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我都不知道国家指控他什么罪行，我作为一个家属情何以堪。

第二个现象是家属不要问案情。家属说我的老公到底是什么事，律师说，你不是当事人，不要问案情，怎么辩护你又不懂，不要问我，你在法庭上听我怎么说就行。这些都是我在现场听到的说法。

第三个突出问题是律师不尊重当事人意愿，这在认罪认罚环节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少当事人坚称自身有冤情，可律师往往上来就告诫：“你要是不认罪认罚，便会遭到重判。”我曾与一位当地律师合作办案，案子本身存在诸多争议点。我向当事人耐心阐释辩护思路，从法律层面剖析案件辩点时，那位当地律师却不停给当事人灌输：“你北京的律师说的没用，只能认罪认罚。” 当事人不堪其扰，最终情绪崩溃，要求两位律师统一意见，然而分歧依旧存在。我只好告知当事人，两位律师的意见都可参考，最终抉择还得他自己拿。这种局面对于当事人极不公平，律师若不能给出客观意见，当事人又该如何决策？称职的律师理应基于事实指出证据漏洞，从法律维度说明案件定性问题，向当事人清晰呈现认罪、不认罪各自对应的后果，将客观情况全盘托出，让当事人自主权衡定夺，而非简单粗暴地要求当事人认罪认罚。上述现象揭示出律师角色的严重错位，仿佛他们下意识将自身定位成服务司法机关，忘却了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律师的本职是服务当事人。说白了，谁付律师费，律师就该为谁发声，话语有无道理，自有法官裁断。务必得有人站在当事人立场说话，法官才能掌握全面信息，进而作出公正判决，这归根结底还是律师服务意识的关键问题。

借此契机，深入探讨一下认罪认罚程序中的问题。在这一程序里，律师角色的错位十分显著。先看制度设计层面，法律规定认罪认罚协商环节，律师并不在场，仅由公诉人与当事人商讨刑期，到签署具结书时，律师才现身。这就存在隐患，倘若公诉人在协商时误导当事人，彼时现场没有律师提供正确信息，当事人受误导作出认罪认罚决定后，律师再来签署具结书，这不相当于让律师为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内容背书吗？如此，律师又怎能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再谈现实困境，当下办案机关对认罪认罚设有比例要求，在此背景下，律师群体，尤其是地方律师，承受着来自公诉机关的巨大压力，常被迫劝当事人认罪认罚。这种压力之下，律师难以向当事人提供全面、有效的法律服务。认罪认罚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提升司法效率，可倘若缺失基本的公正，效率便成了无本之木。这正是我从诸多司法实践现象中得出的深刻反思。

律师的规模控制

再讲第二个问题，律师的规模控制其实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刚刚几位老师都讲得很好，我认为律师的规模应当与市场需求相适应，那么这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怎么营造一个良性竞争的律师市场，我想谈一谈自己的感受，讲一讲两类法律服务的新现象。

（一）营造良性竞争的法律服务市场

一类是网推所。现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一类叫做网推所，这种律师事务所承接案件主要是通过互联网的推荐，是公司化的，在网推所里面，有一类角色是没有律师资格的，没有律师教育背景的，这类人就是市场销售人员，一方面他们和互联网的公司合作，互联网公司把这些客户带到律所之后，由销售人员来和他们谈案子，销售人员不懂法，只要把单签进来，能够提成，就不顾事实和法律，给当事人承诺。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网推所有大量的案件，当事人都是支付能力比较差的，并且数额很小。这就只能通过数量来盈利，比如说一个案子可能就收了几千块钱。这种业务的类型，迫使他们招了很多律师，不管办案的质量，产生大量的投诉。那么针对这种新的律师事务所的类型，律师行业管理怎么去规范它，这是第一类现象。

另一类是法律服务公司。这种法律服务公司并不需要法律服务背景，经过工商局的登记就可以认证，比如公司几万人，只需要几个人有律师资格就行，其他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对老百姓来说，冠以法律咨询服务的名义，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人都是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这就会导致当事人对这些人的期待和他们真正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严重地破坏了律师的职业形象。不管是律协还是司法局，相应的管理一定要跟上时代的发展，互联网发展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怎么去规范这些新的现象，保证服务质量，这可能是比规模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二）质量

规模控制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说质量。我讲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法学教育。除了刚才各位老师所提到的，现在的高校，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学，都开设法学院，也不管有没有师资，有没有其他的资源，反正一窝蜂上，这就是怎么提高法学教育门槛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高校的理论教育跟不上当下司法实践。从诉讼角度来说，互联网犯罪增设帮信罪，其大规模扩张处罚范围的必要性值得商榷。犯帮信罪的很多是年轻人，过早将他们划入犯罪圈，对个人成长不利，还浪费社会人力资源。另外，单位犯罪也存在问题，公司爆雷后，把所有理财顾问都当作单位犯罪责任主体来追究，那单位犯罪的范围该怎么划？传统单位犯罪和互联网单位犯罪有无本质区别？理论若不紧跟实践，不反思、不修改，司法效果就会受影响。

考了法考的人只接受了法学理论教育，刑辩律师的会见、阅卷、取证这些职业技能，没人教。这使得新手律师在司法实践里常犯低级错误。我之前跟一个当地律师取证，他上来就提被告人的供述，这其实是串供。取证该问证人看到、听到什么，不能说被告口供内容。他被我制止时还很诧异，因为读书时没人教他取证。在法国，法学生毕业后要读一到两年职业课程；英国有老律师带新律师实习。在我国，这不是法定必经程序，也不用考核，律师从法学院到律所执业，实践与理论教育差距大。律所招很多在校生，我感受颇深，在中国律师大规模扩张时，很少有律所培养年轻律师，招来就干活，实践教育缺失，办案质量也有问题。

律师职业伦理

第三个问题，是许老师的专门研究领域：律师职业伦理，我不知道政法大学是不是有这门课，可能是因为我执业比较早，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是没有这门课。我先讲一个问题，就是律师与媒体的关系。

刑辩律师其实体现得最明显，只要有名气，就能拿大案子，就能够收费很高。所以刑辩律师就在媒体上面不惜代价并且不遗余力，但是法律上面或者说行业规范上面，什么样的案子可以上媒体，如果能够在媒体上披露，那么披露的力度有多大？现在的问题，媒体其实是监督司法的，很多的案子未结就可以在中央电视台报道，未判先有结论，但是律师对于未结的案件是不能披露的，这种披露是不对称、不对等、双标的。但是，完全不让媒体报道无法保证司法公正，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反面的问题，律师利用自媒体去做宣传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当事人不愿意把这个案子披露出来，律师披露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未经当事人同意，律师不能大肆炒作。从当事人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他的隐私。而且不管怎么样，尤其是公众人物，随意报道的话会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尤其是案情中间涉及一些细节。昨天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向我提问，就说是刑讯逼供，我问刑讯逼供的结论是怎么来的？他说有律师就这么说的，我说我是参与过这个案件的，我没有看到一个结论说是刑讯逼供。律师在没有事实依据，没有官方的或者是专业的依据的情况下，不能够对媒体擅自下结论。这反映的问题是律师与媒体合作，底线到底在哪里？面对昨天的采访，我就一再讲，我说你应当去问调查机关的结论是什么，因为我也没有一手信息，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跟我说他的死因是刑讯逼供，媒体为什么就这么去定性，因为这个定性是很严重的，刑讯逼供相关的办案人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序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刑讯逼供那是犯罪。

我作为一线辩护律师，讲的多是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谨供各位老师参考。谢谢。

（来源：蓟门决策Forum ，作者邹佳铭 ）

发布时间：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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